《壇經》是佛教禪宗的一部重要典籍，過去由於人們認為這部書經過一些人增損，文字鄙俚繁雜（郎簡《壇經序》），是需要訂正的，也有人自己承認為古本文繁，披覧之徒，初忻後厭，於是加以釐定，加以分卷（沙門惠昕《壇經序》），是、於是繁簡真偽之爭，至今未得定論。這是人所共知的。

自從敦煌石窟發現秘藏，曾出一鈔本《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於是學界公認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鈔本，它應該比較接近曹溪原本。經過相互比勘，的確是與傳世諸本如沙門惠昕本《六祖壇經》、釋契嵩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釋宗寶跋本《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等，是有很重要的出入，但是也有人認為敦煌石窟所發現這個本子是節略本。

我個人看法，敦煌石窟所發現的這本《壇經》還是應該承認是一部最早的鈔本，從時間論，雖然很難確認它是唐代鈔本，但至少不會晚於五代時期至宋初。因為它已經不是卷子鈔本，而是用方冊式樣的冊子鈔寫的，因為佛教典籍，一直到宋代初年刻《開寶藏》時還保存卷子形式，即使在民間或者已早有方冊本流行，恐怕難以上推到唐代。並且從鈔寫形式論，敦煌經生一直是用卷子鈔寫經籍，中原地區更未見有以方冊形式鈔寫佛教典籍的記載或實物。所以個人考慮，這本《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或許還是粵越僧人的書籍，這是當時南方流行的形式，由他們從廣東地方攜來敦煌，時代或在宋初？如果這一推斷可以成立，那麼這個本子肯定錄自曹溪，出自原本的。

現在這個本子原件保存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研究《壇經》者大都輾轉依賴照片或過錄本進行工作。從照片看到，原鈔本甚為草率，似非深於禪學者所錄，因之中間錯落衍誤，舉目皆是。像這樣的鈔本，居然不遠萬裡，被帶到敦煌。推其原故，大概禪宗修持，不立文字，所以對祖師垂訓，祇是隨便請人鈔錄一份，以供參悟，鈔手也就草率從事，並不忠實謄寫。大概類似這種本子很多，以致後來研讀《壇經》的人，感到文字鄙俚繁雜，遂各自加工整理，形成各式各樣的定本。◎

由於《壇經》版本甚多，過去曾有意彙集成編，以便學者共同研究。同時，於《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所載“旅順博物錧所存敦煌之佛教經典”中查出該館藏有《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密多經）》一目，知該館也藏有鈔本《壇經》。偶與向達先生談及，承其見告，過去初至敦煌時，曾於當地收藏家任子宜處得見所藏《壇經》，形制與倫敦本極相似，不但鈔寫工整，而且文字少誤。當時曾假歸錄副，後來返回重慶，偶與呂澂先生談及；呂先生乞去，不得已贈之。二次再至敦煌，重新向任子宜借錄一過，列入《敦煌雜錄》（未出版）。可惜原書已不知道散在何處雲雲。因舉所過錄本相示，展讀之下，確比倫敦藏本完整少誤。後來函致旅順博物館追蹤所藏一本。得覆雲早已逸失，無從尋覓。又復多方探詢任藏《壇經》，亦迄無消息。

一九八六年成立敦煌吐蕃番學會，承邀赴敦煌訪問，在參觀敦煌縣博物館時，於展櫃中赫然陳列一本《壇經》，因請主事者提出細檢，則任子宜舊藏本也。大喜過望。歸來後因請古文獻研究室鄧文寬同志專程再去敦煌，蒙博物館當局慨允借拍。旬日攜返，細加檢視，並出倫敦藏本照片對勘，其錯落衍誤者，大多得以補正。過去研究者據倫敦藏本加以臆測、考證、訂補之處，得此本而霍然，毋庸費辭矣。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擬編《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因舉所得前述照片列入其中，然而此書之印，看來遙遙無期。楊曾文同志將其校本與日本發現之大乘寺藏《韶州曹溪山六祖壇經》彙印為一冊，以公於世人。我想這對研究《壇經》是極為有用的。他還將他所研究《壇經》諸本演變之探討文字附之於後，這更有便於學者之參考。楊曾文同志認為任子宜保存之功與向達先生發現此本之功皆不可沒，囑述其經過，經誌老一輩對於學述之貢獻。謹記其原委與個人認識於此。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二日